李炳时
中国人、社会及其历史，虽然和世上任何国家一样，不乏灰暗的，乃至黑过墨斗的一面，但善良、和平、光明的一面始终占主流，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了数千年，其表征就是明君、忠臣、义士、孝子、贤妇••••••屡有涌现（西方只注重单一化的「英雄」，像亚历山大大帝、拿破仑等，无非是强人、征服者而已，而诸葛亮、关羽、岳飞，军事表现一点也不输蚀，但中国人看重他们的，仍是忠义的情操），若无深厚之民间通俗精神文化土壤，这是难以想象的。
这一土壤，主要的内涵固然是儒家思想，但自从东汉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，同样功不可没。儒家着重从道德伦理层面，用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，佛家着重从因果报应层面，劝化百姓去恶行善。换言之，儒家着重讲「应该怎样做一个人？」佛家着重讲「一个人做甚麽事，结甚麽果」，于是，因果报应就坚定了人们向善、趋向成为道德君子的心志，使好人不易变坏，好坏参半的人则良知未眠，坏人间中也不敢做得太过份（盗亦有道），质言之，因果报应的思想，最低限度抑制了人性恶劣之一面，使人因畏惧自己和家人遭受恶报，而在为人处世中，有形无形之间具备了某种应遵的道德⋯⋯依止，为儒家仁义思想之贯彻，提供极大之助力。
佛家在民间的普及教化媒介，主要就是「善书」，或称「劝善书」。其中最经典者，为宋朝开始流传的《太上感应篇》。在清代，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及《关圣帝君觉世真经》合称「三圣经」。善书的其他名著，还有《安士全书》、《了凡四训》《玉历宝钞》等。
因果报应的铁律，超越任何时代、任何地域，历千万世而丝毫不爽，说不定，以上的善书，对于今日之社会而言，其重要价值比起古代，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